井冈山市

ldquo人地关系rdquo视角


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年第5期(对比原文,个别地方有细微修改),作者系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副教授[摘要]推进中共革命精神谱系研究,需要借力多学科的理论援助。人文地理学“人地关系”视阈可在一定程度上拓深其内涵认知与科学命名等相关研究。在“人”与“地”这对革命精神发生的主次矛盾关系上,不应该把“地”(地理因素)作为矛盾主导因素,应该视“人”(中国共产党人)为矛盾主导因素,才能科学阐释革命精神发生的基本逻辑。尽管地域及其承载的总体地方性资源非常重要,但它只是为革命精神发生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主体选择与革命实践才是革命精神发生的主导性因素。因此,要以唯物史观全面、辩证地看待上述问题:既要反对地域虚无主义,承认地域在革命精神发生中的重要动态存在性功能,从而理解以地域命名革命精神的合理性;同时,在其内涵认知中也要反对地域决定论,分清矛盾主次关系,突出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革命实践在革命精神生成中的矛盾主导地位。[关键词]跨学科;“人地关系”;中共革命精神;地域虚无主义;地域决定论随着中共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工作的日益重视,中共革命精神日益成为近年来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学界围绕中共革命精神谱系的学科建设[①],中共革命精神的本体论[②]、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改革开放40年来革命精神的演化逻辑[③],革命精神与不忘初心的逻辑关系[④]、革命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关系[⑤]等革命精神“关系”场域[⑥],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具体革命精神的科学内涵、当代价值、比较研究,革命精神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实践[⑦],习近平关于革命精神的重要思想研究[⑧]等主题,在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关系论、谱系论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就总体情况来看,还存在如下问题与不足:一是研究主题方面,中共革命精神的历史发生、内涵认知与科学命名等基础性、本体性问题的理论阐释尚有较大提升空间;二是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构建方面,学术创新性与学术深度尚远远不够,依然存在解释的贫困、学科的单向度与范式的缺失等学术困境;三是尚有相当数量研究尚处于“穿靴戴帽”式的口号型宣传层面;四是中共革命精神研究主体有严重的属地价值至上及地域本位主义倾向。以红船精神研究为例,上海哲学社科界基本不提或很少提红船精神而只强调建党精神,而浙江学界特别是嘉兴学界在研究红船精神时又特别突出乃至过度“拔高”嘉兴地域性因素在其中的作用等等。事实上,从红船精神到西柏坡精神的中共革命精神谱系是一个整体,研究主体应秉持科学态度:对自身所属地域不“虚美”、不“隐恶”。尽管导致以上(第四条除外)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研究主体的单一学科背景导致的“专业主义”思维定式、“专业化”自我定位等,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费弗尔早在上个世纪上半叶就发出了与狭隘的专业化作战的跨学科研究呼声。他认为:所有的发现都不是发生于每个学科的内部及核心,而是发生于学科的边界、前沿、交叉处,正是在这些地方,各个学科互相渗透。尽管他主要是倡导一种“总体史”研究的跨学科旨趣,但依然有力推动了跨学科研究的学术实践。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也注意到了跨学科研究的独特魅力:它“能够实现不同学科的优势嫁接,更加全面地回答学术问题以解读社会现实,同时能够有助于在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找到新的临界点并挖掘新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⑨]。就中共革命精神历史发生、内涵认知与科学命名等基本逻辑来讲,亟需建基于这一革命精神历史发生的中国经验即中共自身革命经验基础上来提炼中共话语,但单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及党史知识结构限制了这种学术想象力,在进行历史诠释时遭遇到了“解释贫困”窘境。为了打破革命精神研究中单一学科导致的学科缺陷和视野不足困境,构建具有学术主体性、学术创新性与学术尊严性的中共革命精神话语体系,党史学界特别需要向“邻近”“毗邻”成熟学科学习,要有“跨学科”的自觉问题意识。同时,也需要研究主体具有跨学科的结构化学科背景与宽广知识视野来切入相关问题的多维向度。那么,深掘这一精神谱系相关研究,“把若干学科的思想和信息联系起来并将其与问题连接”[⑩]是关键的。在这一原本属于中共党史学科的“问题域”里引入人文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的“人地关系”[11]视角与范式,来重建关于中共革命精神谱系的基本问题、基本概念、基本框架、基本规律,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了。此解释作为一种新理路,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拓展中共革命精神历史发生、内涵界定与科学命名等理论难题的学术视野。一、“人地关系”范畴中“地”作为矛盾主导因素在革命精神命名中的合理性及其不足关于中共革命精神的历史发生、内涵认知特别是命名规律的一些前期探讨,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主要把之归纳为三种基本命名方式——地域类、事件类和人物类[12]。除此之外,笔者曾把以红船精神命名建党精神看作是一种意象思维、象征思维的命名方式[13]。可以说,在上述命名方式中,“以承载该革命精神的社会实践地域的名称来命名”,“主要适用于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委员会到基层组织整体性的参与,以十几年、几十年等较长时间单位,在相对固定地围绕一个核心区域所展开的伟大革命活动中所生发出来的革命精神”[14](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等)的命名规律最为常见、也最易于为世人特别是承载过该革命精神的当地官方和民间群众所广泛接受。以地域命名中共革命精神,就会深度涉及到“人地关系”问题,由此也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跨越与交融”“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的‘楚河汉界’或‘鸿沟’”[15]等问题。在人与地这对关系范畴中,无论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人,还是作为一个集体的政党、军队、群团组织等,在一个地方生活时间长了,总会对这个地方性的地域、人以及文化等结构性、整体性环境产生某种依恋、怀念的感情。当地土著居民自不必多讲,就是那些外乡人也会不由自主地把这种感情化为“第二故乡”的真实感受、内心流露与语言表达。同时,久居一地,那些地方性文化也会潜移默化地糯化、沉淀在人身上,进而生成为人的基本情感与意志的其中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产生恋地情结,也即“当地方场所被赋予人的情感、价值后,人便与地‘合一’”[16]。“人地合一”之后的地域便具有了意义感与神圣感,具体到革命老区、红色根据地等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呆过的地方,便具有了“精神家园”“革命故乡”的革命文化“寻根”功能,有了革命的“美学反应”并“最终形成人的情感性世界观”[17]。这些情愫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人的记忆系统与“人的情感范畴”,形成特定的“情感地图”。具体到中国共产党人与其革命空间位移进程中所形成的与革命根据地等革命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言,他们对那些长久居住过、战斗过的具有中国革命红色坐标意义的标志性地方,是怀有一种深厚的、特殊的感情的。特别是那些革命战士与红色根据地的父老乡亲在大大小小的革命战争中牺牲、埋在了当地,由战友、同志、乡亲等生与死所牢牢锁定的那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在对特定历史空间的注目礼中凝练为永恒记忆。这直接导致了革命胜利后的部分革命战争“幸存者”在去世之前还特意要求把骨灰撒在当年与老战友、当地老百姓共同生活、工作与战斗的“地方”。因此,这种感情不仅仅是人与纯粹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相交互的感情即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还包括了人与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即作为“客家”的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与作为“土家”的当地普通民众之间的鱼水情。正如法国学者米舍莱的观点,“地理学提供了一个潜在的舞台,供历史舞剧在其上演出”[18]。这种由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所组成的结构性地方空间为中国共产党的生存、生活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革命斗争等结构化实践活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基本的人、财、物等各种“硬性”物质前提与深厚的地方性、区域性、民族性文化等“软性”精神资源。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创造革命根据地历史的活动是受这些地理的、物质的、文化的结构性客观条件制约的,任何人当然也包括中国共产党人都不能抛开上述前提而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除此之外,地方性因素还为中国共产党界划于某一阶段具体时空的革命精神打上了个性化的、独一无二的历史标识,从而使得中共革命精神谱系拥有了在其发展进程中个性鲜明的“在地性”阶段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以具有红色坐标性质的地域名字来命名中共革命精神,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与人的情感发生规律的。因此,在此问题上,要反对地域虚无主义,要充分重视地方性因素在中共革命精神生成与命名过程中的作用。就作为“建党精神”集中体现的红船精神来讲,以上海为核心的上海、嘉兴等长三角地域作为核心建党区域的整体区域性、地方性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地的地方性因素在相关的革命精神谱系内涵认知与命名中的重要性也是遵循着上述同样的基本逻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基于这些特定中国革命时空中具有红色地标意义的伟大革命实践所生发出来的伟大革命精神冠之以这些特定空间地名来指代,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这是中共革命精神命名学的一个基本规律——这种规律体现了这一精神内涵中的“地理尺度”,它内在地规定了这一精神谱系的个性化标识,这一谱系的完整性内容、总体性特征也是由区域化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总体差异性来补足的。但是,即便地域性因素在中共革命精神历史生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革命精神命名的逻辑过程和科学内涵来讲,单纯强调革命精神发生逻辑中“地”的因素或者把“地”作为强相关因素而相对忽视“人地关系”中“人”的因素或者把“人”的因素仅仅作为历史配角儿“在场”“出场”的弱相关因素,却有“反客为主”之嫌:这既不符合中共革命精神发生的历史规律,在逻辑上也不够严谨。这就需要人们在科学、全面、辩证认知这一精神内涵时,不能片面强调地域性因素而相对忽略“人”在这一革命精神发生进程中的强相关性,也即是说,必须要综合“人”与“地”的关系,在“人地关系”的多元、复合交互作用中去把握中共革命精神的历史生成及其深刻内涵。另外,在深度阐释这一问题时,还非常有必要廓清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社会地理环境在其中的逻辑相关度。把自然环境从包括社会环境在内的总体性环境中单独抽出来看,在肯定它对人类活动有重要影响时,一定不能忘记了问题的层次性对此命题的制约:人类地理学“最容易与自然环境的细节相联系”,而“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问题,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大略的、间接的,有些问题甚至并不一定有什么关系。”[19]“如果忽略了国家不同层次的问题与自然环境要素关联性的差异,当过分在历史地理、政治地理各个层面都强调环境的巨大作用时,就可能出现决定论、目的论。”[20]赫特纳认为,“人类的现象决不会决定于个别一种自然条件,而只能从历史发展中各种极端复杂的条件的综合作用得到解释。”[21]因此,中共革命精神发生非“地域决定论”的复杂性逻辑决定了,层次性问题与自然环境要素关联性的差异,是理解中共革命精神历史发生的一个重要维度。这就既需要对单一地理因素(无论这一地理因素是自然地理还是人文地理、社会地理)决定论的线性简单逻辑进行学术反思,也要对归类于“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中共革命精神问题与自然环境的“弱联系”有清醒认识:即与人类日常生活层面许多人文现象的简单决定逻辑不同,国家历史是“复杂条件决定”,“自然要素隐蔽到背后,前台主要是人文现象自身的演进。”[22]在关涉国家、政党层面的大历史叙事中,自然环境要素往往是退居其后的“弱相关”因素。因此,在论述地理环境对中共革命精神影响的复杂性逻辑中,我们更多指的是人文地理环境、社会地理环境在革命精神历史发生中所占据的生态地位及发挥的生态功能。二、“人地关系”范畴中“人”的因素在革命精神内涵认知中的矛盾主导性在讲到精神或者革命精神的时候,究其本质,更多意义上是在讲“人”的精神而非“物”的精神,而无论他(她)是作为“个体的人”“单体的人”抑或是作为群体、集体的“复数的人”,即便加上地方性因素,也是指地方性的“人”的精神。作为综合性、整体性中“非人”的地方性综合因素是为“人”为核心的矛盾主导面提供外部“拱卫”与衬托的,“人”的因素在中共革命精神生成的“人地关系”张力结构及逻辑展开过程中居于主要矛盾及矛盾主要方面的主导地位。事实上,中共革命精神发生的逻辑不是中国共产党来之前那些承载各个革命精神的地域本身有多么先进(即便那些革命基础较好的地方也是“过去时态”即先有革命者来之后才出现的结果),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走到哪里,就把先进性带到了哪里——即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化的“时空流动性”带来了以“流动”状态存在的先进性。譬如说长征这一伟大历史事件,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23],克服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娄山关、腊子口等无数艰难险阻,在这一伟大历史征程中把其政党先进性、红色革命种子在旧中国偏远的西南边陲、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一路播撒开来,使得二万五千里长征成为了“地球的红飘带”,成为中国革命先进性、红军先进性与政党先进性的“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他们大刀阔斧地对长征路上的地方性整体环境进行“除旧布新”式的革命性改造,既改造客观世界、外部世界,使其旧貌换新颜。同时,也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努力开展“扩红运动”,在残酷实践中发展新党员。这一双重改造在党史中比比皆是:譬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落后的农村变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先进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把贫瘠落后的南泥湾改造成了陕北的江南;同时,还对这些根据地各界民众实行了土地革命、扫盲等识字运动、民主选举运动等,即对他们进行主观世界的改造。对延安地方性区域客观与主观双重改造的结果,使得贫瘠、落后的陕北变成了毛泽东面对延安各界3万余人举行讨汪(精卫)大会上讲话中自豪宣布的“十个没有”的当时全国最先进地区:“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24]。由是,陕北成为当时中国进步青年最向往的神圣地方,延安也就成为抗日战争中国统区先进青年所向往的先进世界,吸引来了大批知识青年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延安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据何长工等人回忆,抗日军政大学师生“当中有不少知识青年是自愿放弃城市的舒适环境,脱离优裕的家庭生活,到烽火遍地、山穷地瘠的根据地来的,他们脱掉皮鞋穿草鞋,换下西装着戎装,和大家一起吃小米、高粱、黑豆;在反‘扫荡’最困难时,甚至还靠野菜、野果、榆树皮果腹充饥,仍然心甘情愿。”[25]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地区革命性改造的巨大成就,还吸引来了很多同情、帮助中国革命的诸如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等外国友好人士参加到中国革命行列中来。由于政党的先进性,其局部执政下的陕甘宁等解放区一扫旧中国的结构性社会积弊,成为中国当时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风气等方面最先进的区域。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改造人的主观世界,这种主观世界的改造既包括他们自身在革命实践中的自我改造、自我革命,也包括他们对地方一般民众的主观世界改造即“社会革命”,使得当地的部分先进群众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与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等革命“新人”。对更大多数的当地群众则通过扫盲、革命文化、科学文化的推广与启蒙,从而实现被孙中山称之为一盘散沙的近代中国底层民众的启蒙化、组织化,实现革命现代性改造意义上“革命新人”的大批量再生产。从上海、南湖到井冈山、中央苏区、延安、西柏坡、天安门,一直到全中国,正可谓“一船红中国,万众跟党走”,“其始也简,其毕也具”。如果以历史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中关于“空间—地方”[26]张力的理论视角来看这一过程,“地方”意味着人的熟悉、安全、温暖的家庭境地;而“空间”则意味着人的自由境界、人的事功性发展。可以说,毛泽东及其战友这些中国共产党人从上海、嘉兴南湖、井冈山、延安、西柏坡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的艰辛革命探索,就是一个不断地把冰冷、陌生、不安全但充溢着革命斗争激情的“空间”化为如家庭一样温暖、熟悉、安全的革命根据地、革命大后方、解放区、红色中国等一系列“地方”的过程。“一船红中国,万众跟党走”,这种政治隐喻彰显与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空间扩展过程,是在中国革命多元时空中,政党先进性拓展、成长进程中的“革命时空”过程性、流动性与覆盖性。中国共产党由于“地移而事移”所形成的系列革命精神,在其空间扩展过程中,由于革命空间、革命任务、工作重点等发生变化而形成新的精神可能性:地方性知识的充分融入、批判性融入,使得政党先进性与“地理活性”因素共同谱就了具有地方标志性革命精神的“在地性”。因此,具体时空中共革命精神的历史生成,离不开地方性整体环境的历史“在场”。但是,革命精神的生成并非中国共产党人与地域性因素机械拼接、粗陋相加的简单线性过程,而是一个对地域环境、对整体性的“人”与“物”的批判性改造、革命性扬弃与创新性升华的多面相、多环节、多领域复杂性革命实践进程。更为复杂的是,这种事物矛盾本身的展现也是一个“过程”,中国共产党政党先进性的本质属性在历史中的表现及其为世人所知、为全党本身所自觉体认、传承、宏扬,更是需要一个充分的“过程”来外显与呈现。对这个过程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它既是时间的过程与空间的过程,同时,也是作为个体的人抑或作为集体、群体的人认识升华的过程。也即是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及其历史神圣意义的客观呈现过程,也是历史当事者及后人对此客观呈现意义认知的主观体悟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与其说地域性文化在中共革命精神发生逻辑进程中属于强相关肇因,不如说它是被革命批判性改造后再造与重生的革命性“人化”地理环境,不能颠倒了它在中共革命精神发生进程中的因果定位与强弱关联。具体到中共革命精神命名问题,如果特别偏重于“地方性”在其中的作用,就会出现一系列悖论:譬如上海既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城市,红色地标就有座之多,中共一大、二大、四大都在这里举行,上海还一度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同时,上海也是近代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中西文化交流最频繁、碰撞最激烈的地方、工人阶级人数最多,具有近代西方教育、知识背景的新知识分子群体云集等,这些都是上海作为“地”的因素的重要结构性量化指标。许多学者都对上海地域性因素与中国共产党建党之间的亲密逻辑做了深入探讨[27]。这是十分必要的学术梳理与理论阐释;但我们也不能忽视问题的另一方面:上海一直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中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是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等的集结中心,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后也是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国民党反动派等在中国革命早期杀害中国共产党人最多的地方之一,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人“伤心地”。也就是说,上海作为建党圣地的那些地域性环境中结构化的消极因素一点也不比那些结构化的积极因素弱小。事实上,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前的局限性也曾经在当年引起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建人——陈独秀的注意:“上海社会,分析起来,一大部分是困苦卖力毫无知识的劳动者;一部分是直接或间接在外国资本势(力)底下讨生活的奸商;一部分是卖伪造的西洋药品、卖发财票的诈欺取财者;一部分是淫业妇人;一部分是无恶不作的流氓、包打听、拆白党;一部分是做红男绿女小说、做种种宝鉴秘诀、做冒牌新杂志骗钱的黑幕文人和书贾;一部分是流氓政客;青年有志的学生只居一小部分,——处在这种环境里,仅仅有自保的力量,还没有征服环境的力量。……我因此联想到国民大会如果开得成,总以不在上海开会为宜(着重号为引者所加)。”[28]裴宜理就此指出,“上海,既是中国的工业都会,又是工人罢工传统的温床,回顾起来,似乎还是新型中国共产党的当然发源地。但对当事人而言,情况远非如此。”[29]嘉兴作为地方性文化因素呈现的“地域”,当然也具有潜在的革命性、先进性的一面。譬如它的“地点”距离近代中国发达通商口岸——上海的地理尺度较小,由于毗邻而得风气之先,新思想与新式交通、通讯、报刊等现代性因素较早出现,新知识分子群体较多。因此,在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进程中走在了时代前列。同时,由于浙江作为辛亥革命的主要策源地之一,就全国层面来讲,也使得此地域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的革命基础较好等。但是,嘉兴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它作为地方性文化的奋斗因素相对于近代中国其他革命地理文化板块来讲,其抗争性色彩相对较弱。并且,由于它长期处于被称之为“模范省”的浙江省即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带,因此,就全国范围来讲,它在后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大潮中相对地位并不突出。嘉兴作为红色地域的凸显,主要侧重于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及践行这一思想的重要“示范地”而动态性存在,并在红船精神基础上生成了以“勤善和美勇猛精进”为特征的新时代嘉兴人文精神。井冈山也存在这一问题:尽管它是承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极其重要时期,同时它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具有理论飞跃高度的成果——毛泽东思想的萌芽与发展期,但在中国共产党没有去井冈山之前,山上的王佐、袁文才虽然比一般啸聚山林的绿林好汉、土匪、山大王要好一些,但其终究摆脱不了土匪习气和旧军阀军队中的坏习气,因而不能超越“改朝换代”历史使命的千年中国农民起义的基本逻辑。即便是有大量井冈山当地人参加的中国共产党统领的正规军里,在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之前,这些军队中依然存在严重的旧军阀主义作风、单纯军事观点、官兵关系不民主、打骂士兵、思想政治工作缺失等种种弊端。此外,还存在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强调指出的根据地边界的“地方主义”“土客籍”等严重问题:“地方主义”的问题表现在,农业经济的边界“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山地大都用杵臼舂米,平地方有许多石碓)。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30]“土客籍问题”表现在,“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31]事实上,红军区域内大面积存在此类问题,“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32]尽管毛泽东也认为土客籍界限“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到共产党内部来”,但事实上,因历史积习的强大惯性导致界限依然存在。“例如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33]这些井冈山根据地所存在的“地方性”问题以中国共产党长期生存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严重落后的农村山野是否会由“先锋党”蜕化为“农民党”的“普遍性”中国革命问题尖锐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上述问题,直到毛泽东把党支部建立在连这一级上,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基本建军原则,对旧军队做了彻底革命化改造之后;并且着重在思想上建党等各种党建理念践行之后,“井冈山”作为地方性因素中存在的弊端才逐渐得到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系统的、整体的批判性改造与革命性升华,化为了其革命实践中具有革命积极意义的地方性因素与地方性标示。中国共产党与红军也在长时期与当地老百姓的党群鱼水情、军民鱼水情的深度社会交往中,生成了井冈山革命文化,并基于此孕育出了具有井冈山地域性特色的中共革命精神即井冈山精神。保安、延安等革命老区也是这样,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北红军与经由长征辗转而来的中共中央对陕北民情地貌进行革命性改造与批判性建设之前,这些陕北地区是非常闭塞、落后的。在人地结构关系中,“人”相对是活性因素,是流动的、运动的、主动的、积极的因素。但这里所强调的“人”的因素主要是指外来的、流动性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人”的因素。而“地”相对是静止的、稳固的、少变化的、受动的因素。这种“地”不仅仅是纯粹的自然地理,而且包括了该地方性自然地理空间内所承载的人、事、物等综合性人文地理关系。过分强调地域性在革命精神发生中的作用,实际上就是人地关系理论中“环境决定论”的“人地观”,这种观点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34],人在环境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可能论”的“人地观”认为,“环境只提供可能,如何利用则取决于人的选择能力,强调人对外界环境的适应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35]。也即是说,人与地的相互作用关系并非是单向施加影响的线性过程,而是一种交互影响的双向过程。人地张力中,人不是无所作为的被动的力量,作为施动的一方,“人”始终对“地”发挥着主导性的作为,“红色根据地”正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人地关系”革命性实践改造的结果。在这一生成进程中,地域性因素中的积极部分有被协调而融入新的革命化地方性知识的一面,也有其落后、糟粕的因而被中国共产党人对其革命性批判、改造的一面。精神的发生,意味着人类在面临着一种环境、物质、精神、生死的结构化、超常规的外部挑战时,个体化或者集体化的身体与精神对此作出的积极性反馈。物质极度贫乏、精神备受折磨、远远超出日常生活经验常识之外的“意外”“反日常经验”“反常识”,远远超出人类生理、心理承受极限的炼狱式煎熬等,正是中共革命精神发生不可或缺的“历史不自觉成全之物”。长征“具象”把这种革命精神的发生外化、表征得淋漓尽致。面对积极性和消极性并存的地方性整体环境时,促使历史可能性发生的关键历史变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态度,即他们是如何对待这种对象性环境的。这一点特别重要:是成为现实性的奴隶,被现实性困难牢牢束缚,原封不动地全盘照抄和集成,最终扮演历史的被动配角儿?还是通过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伟大示范作用进而在地方上推行伟大社会革命,批判性改造地方整体环境,除旧布新、移风易俗,把这种地方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去其糟粕、汲取精华,建立新的“地方性”以及新地方性中最具能动性的革命化“新人”从而再造地方整体文化,把地方革命化、现代化?显然,中国共产党人属于后者。在此奋斗过程中所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革命精神,就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地域性实践的精神文化底色与地方性时空标示。总体上来讲,环境决定论者是没有看到或者轻视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在其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属于机械唯物主义认识论范畴。除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信仰、革命意志力之外,还有一个关键性因素在革命精神发生过程中需要强调指出来:那就是革命性“时间”的历史“在场”,通过与空间的革命形成“革命时空体”意义上的红色根据地。人文地理学“区域的时空完备性”概念认为,“区域是动态的,是地理事物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形式。区域事物运动变化遵循时间与空间统一法则,地理事物有其特定的空间形式和性质,但必须与时空相辅相成,通过动态性质衡量与展示地理空间的意义。区域的任何能量的变化都将同时产生时间变量和空间变量,它们同在一个变量关系中。这也就是说区域的时间和空间是区域能量的转化形式。当我们考察任何以区域能量为基础的独立事件时,不能说该事件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而应通过一定关系分别考察事件的时空形式。”[36]上海、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区域性革命能量的萌芽、汇聚与发生,除了这些地域性的空间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革命性时间的介入,即中国共产党来到此地的那个历史时刻(而不管这种历史时刻是空间内生性的还是外来性的,实际上也不存在纯粹本地内生性的革命时间)作为历史分水岭时间的“之前”与“之后”是大相径庭的:中国共产党来到上述地域之前,尽管该地域有一定的历史积极性因素(特别是上海,具有各方面“得风气之先”的结构化现代性因素),但无论是“质”还是“量”,还都不足以产生符合中国共产党根本性质与宗旨、体现其革命初心与历史使命的“够格的”革命精神。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来了之后也只有在其来了之后,上海除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冒险家乐园”“东方巴黎”“远东金融中心”等殖民文化符号外,才又同时拥有了“建党圣地”“党中央所在地”“英雄之城”等彪炳千秋的正义性历史宏大符号与历史的荣光。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从上海到西柏坡的地域性空间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结构化、整体性的革命性改造伟大实践,上述空间才发生了“除旧布新”意义上的“旧貌换新颜”,系列革命精神也得以相应发生。由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时间与革命空间转化为上海、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地的区域性能量——各个革命根据地、地下党的组织及其生发的结构性革命精神。受此影响,革命的区域也就不是任何形式的“闭合主义”空间及“空间上的孤立试点”,每一个区域与其他地点、时期之间都发生着密切的联系[37],从而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发展局势,推动着中国革命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因此,在认知中共革命精神历史发生及其科学内涵时,过分强调了近代上海乃至嘉兴、井冈山、延安等地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地域性因素构成的总体性地理环境这些外在因素的决定性作用,是中共革命精神历史发生中的地理决定论、“外因论”,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三、结语:在革命精神相关问题中既反对地域虚无主义,也反对地域决定论综上所述,在阐释及理解中共革命精神的历史发生、内涵认知及科学命名时,既要反对地域虚无主义,承认地域在革命精神生成中的重要作用,力图避免走向“唯意志论”的另一个极端——因为这种“唯意志论”会导致革命精神失去“在地性”的支撑从而失去其个性化存在的依归。也即是说,这一精神谱系的历史发生、内涵认知与命名逻辑,应该被置入恰当的历史与地理背景之中,对精神谱系的地理定位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历史唯物主义决定论的基本逻辑充分肯定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的辩证统一:“对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和揭示,为人们创造历史的能动活动开辟了广阔天地,使人的主体能动性得以更自由、更充分的发挥,从而能够以日益合乎规律的活动更加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38]因此,在认知这一革命精神科学内涵时,也要反对地域决定论,分清矛盾主次关系,突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精神生成中的矛盾主导地位,从而浓墨重彩地叙述与阐释建党先驱、革命烈士、党的领袖、人民军队、党的群团组织、革命化的人民群众等“人”的能动性要素在革命精神谱系发生中的决定性作用。从发生学逻辑来看,它是“把事物的微观状态和宏观状态置于统一的语境中,以事物的相互作用及其发生发展从低级到高级的次第推进来审视事物的本质规律,具有揭示事物在动态中有序存在的哲学意义。”[39]中共革命精神的历史发生也适用于这一发生学定义。事实上,地方传统和地域知识只是为这种革命精神的历史发生提供了一种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历史可能性,毕竟任何历史实践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依托。同样的道理,任何精神也都不能离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依托。这种时间性、地域性和空间性以一种“时空体”的存在形式为它提供了一种精神形成过程中暂时的、相对静止的阶段性来彰显它的存在,但这种可能性能否被外界力量所激活并经过批判性改造以实现它的革命扬弃式重生,却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选择和意志的自觉性、坚定性与持久性。一方面,这种可能性在外界因素刺激下内生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同时,这些人成长为共产党人之后,又自觉地运用基于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的先进政党文化去批判性改造这些地域性文化因素,从而在不同历史时空的不同历史阶段生成具有地方性特色、阶段性色彩的中国共产党特定时空中的标示性革命精神来。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这些以承载该精神的地域命名的革命精神,都是这样一个革命精神命名的基本逻辑与基本内涵。因此,这些地方用“地名”命名中共革命精神的逻辑合理性在于: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地方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始终牢记并积极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使陌生的“空间”变成了“党群一家亲”“军民一家亲”的温馨“场所”,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了的精神家园。但即便如此,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用“地名”来命名革命精神,究其实质,还是重在其中内蕴的革命精神内核即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这个中国共产党人可以是一个具体的、先进的个体与一个具体的、先进的集体,也可以在总体意义上指称中国共产党人。事实上,以“地方”命名革命精神的实质,是突出经过革命化改造的地方性革命风尚与时代精神共性中的革命性时间、革命性空间的个性及附着于此“时空体”中个性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人地关系”的分析视阈,也可以处理如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关系这样的中共革命精神命名学上的难题。在中共革命精神命名的学术实践中,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以地名命名革命精神的其中一个合理性在于:它们均属于一个单一区域;而建党精神的命名,由于建党“多时空”城市实践的精神发生特征,因而在学术处理时相对于井冈山精神等比较“棘手”与复杂,用单一地域来命名不太合适。譬如以地域主导论视阈来看待建党精神内涵界定与命名的“上海建党精神”[40],在命名上就有以偏概全之嫌。尽管上海是全国乃至全球视野内中共建党核心地——江浙沪区域中的核心城市,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全过程是一个以北京、上海、嘉兴、长沙、武汉、济南、广州、巴黎、东京等多个大、中、小城市为区域性中心以接近于一种“共时性”形态几乎同时展开的,也即是说,这是一个多时空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相交织的、较长时段的历史实践。因此,“上海建党精神”的命名逻辑很可能会诱导上述其他与建党密切相关的城市空间也采取同样思路,导致北京建党精神、嘉兴建党精神、长沙建党精神、武汉建党精神、广州建党精神、济南建党精神乃至巴黎建党精神、东京建党精神等一系列建党精神相关新概念的涌现,这显然是不严谨、不合适的,也是学界不希望看到的一种结果。这里的意思并非在存在论意义上否定这些地方性建党精神的存在,而是特指以某一个碎片化、地域性名称来命名整体意义上建党精神的不准确、不规范。事实上,但凡是有中共建党先驱为“建党”而奋斗的特定地方性时空中,都客观存在着建党精神。因此,以地域性名称作为特殊标示来命名建党精神,就往往会陷入以偏概全的逻辑困境。也即是说,建党精神的命名更需要有囊括全部地方性建党实践及建党时空在内的整体性思维与整体性话语;另外,如果在此问题上处理不当,还会引起相关地方政府之间基于地方本位主义、政绩保护主义逻辑的不必要“建党属地之争”。综合以上分析,对于此特殊案例,以“红船精神”命名建党精神的优点,就在于它有效避开了各种地域性主导视阈命名中沉溺、偏爱于地方性的上述逻辑缺陷,从而以意象思维、象征思维的整体性视界极大解放了建党精神命名中的丰富想象力,以红船精神是建党精神的集中体现的表述,另辟了建党精神命名的象征性蹊径[41]。总之,无论是以地域命名还是以意象思维方式命名,其背后内蕴的精神实质依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是时空流动中的,不断扩张着的、发展着的、升华着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性革命实践,作为一条逻辑红线,自红船精神源起,串起来了其基于不同历史使命与历史任务而努力奋斗的序列历史时空、序列具标志性历史坐标伟大革命实践进程中所生发的革命精神,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共革命精神整体的精神链条与精神谱系,统一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之中。从历史回应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党需要特别珍惜、弘扬这一革命传统,不断协调与改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人地关系”,不断建立新的符合党在新时代发展要求的、革命化的、具有伟大斗争精神的新型“人地关系”,续写滥觞于红船精神的中共革命精神谱系的新篇章。免责声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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